“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相信很多人对于义和团，我们是熟悉的，可真要说点啥的时候，又觉得非常陌生，似乎关于他们的资料也，起码是给大众看的少之又少，在我们的印象中义和团就是一群拖着鞭子自以为刀枪不入的粗人，哇哇大叫向前冲找洋人干架，最后不是身死道消，就是被人斩首示众，就好像一场滑稽的大戏，落幕的时候只留下看客们的欢声笑语。
有的人觉得这是一场自发的，奋起反抗殖民者侵略的悲壮的爱国主义运动;不过更多新时代的聪明人认为那就是愚民，邪教徒的闹剧，阻碍了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更是愚昧无知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淹没在历史中的真相无人知晓，也不用作为后来人的先知先觉，只想大家比较客观的去看待下这个历史事件。
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入内陆地区的只有传教士，而义和团运动仇恨的一个重要目标正是教会组织。教会在中国吸纳教众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不满，这里面固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传教者中间良莠不齐，不过就以几个传教士的能力，又能做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呢，为何能够掀起这么一场巨大的排洋风潮?
回顾当时发生的“教案”，绝大多数既有一定的利益冲突，但更多的是思想冲突，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立是造成后来仇洋情绪泛滥的根源。除此之外，当时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也是造成这种敌视情绪的重要因素。当时的中国人指责洋人的宗教是宣扬“无君无父”，还有妇女若是信教则被视做“伤风败俗”之事。比如1875年元月，荆州教案，旗营妇女诵经，被其夫逼杀。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义和团揭帖中记载了众多类似这样的控诉洋教的文字，经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们不会相信这一套，不过当时的义和团自己也到处开坛做法，人们自然深信不疑。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数为广大农民熟悉，极易为他们接受。
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而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祇。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祇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状甚可笑。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
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发生拳乱的直隶、山西、河南、内蒙、东北，当时都是满人当政，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山西巡抚为毓贤，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
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历史从不问对不对，而只问为什么。破产的农民，虚弱的官府，可疑的洋教，互斗的群众(教民与非教民)，无所事事的青年，失控的基层，四散的流言。在这时候，没有什么比排外更能成为这一盘散沙的凝结核。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义和团无法用对错来评估。
义和团运动本身倒是没有什么稀奇。如白莲教，黄巾道教起义等中国传统宗教运动一样，每到乱世都会出现保守宗教势力。义和团真正的可悲之处在于被统治者利用! 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等人，绝对不可能不知道义和团所说的刀枪不入，请神上身是假的。也不可能不知道手持冷兵器的义和团绝对不是装备 机枪和火炮的列强军队的对手。 统治者中利用狂热的人民，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废掉自己不喜欢的挂名皇帝，中国历史的悲哀就在于此。 外国历史学家说过：中国享受自由和有变化的只是统治阶级，而下层民众几千年来没有变化。 而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着眼的只是在于自身的统治地位。只要能够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至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旺，他们是不关注的，也没有必要关注。
实际上，专制政府由于根本上的缺陷，不可能得到国内绝大部分民众的真心支持，所以它的绝大部分精力必须用作对国内民众的控制和镇压，哪还有对外用兵的余力。所以，内残外忍就是中国古代政府的显著特点。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政府也不敢向外用兵，因为一旦对外用兵失败，政府军力和实力受损，民众就很容易推翻它。比如对朝鲜用兵失败的隋炀帝，对满清用兵失败的大明崇祯。 以满清为例，为了保住自身的统治地位，其压住各种进步势力半个多世纪。它让中国从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国变成一个残缺不全，人人可欺负的弱国。
百年过去了，与其去嘲笑这些数代文盲们为什么会如此迷信而残忍，不如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是否面临类似的问题。今天基层的失控，城乡文化的对立冲突，以及贫富分化这个老问题，这些矛盾都从哪里去排解呢?谁看不到义和团行为的正义性，谁就是没血气的好奴才;谁看不到义和团行为的愚昧性，谁就是活到今天也还记吃不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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